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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需要增加国民养老财富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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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养老财富储备,既有利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又能为我国资本市场提供庞大的长期资金支持。这将是一举两得的重大政策创新与战略部署。

2019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下称《规划》)。《规划》近期规划至2022年、中期至2035年、远期展望至2050年,是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规划》提出了五大具体工作任务,这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也是十分重要的理论创新与政策创新,值得认真学习、重点解读。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两大基本特征:一是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养老负担沉重;二是“未富先老”,我们尚未做好国民养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1956年联合国发布《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它首次确定了人口老龄化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另一个人口老龄化的标准,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

2000年11月1日,我国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不含港澳台)。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33%,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6.96%。这标志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首次双双“达标”,这意味着我们正式跨入了老龄化社会的大门。

在将近二十年时间过去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多达2.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则有1.6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高达11.9%,二者分别比2000年普查数字提高了7.57个百分点和4.94个百分点。

2007年底,我国14岁以下青少年人口比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还多出1亿多人,然而,十年后的2016年底,这一格局出现了大反转,即60岁以上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4岁以下青少年人口,这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正在同步推进,而且速度很快。

为了应对“少子化”问题,2002年首次松动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但从政策实施情况来看,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在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期间,1981年至1997年连续17年间,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均超过了2000万人,然而,从1998年开始至今,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再未达到2000万人,而且2006年出生人口竟创下了自1962年以来的最低记录1584万人。虽然,随后十年间出生人口开始逐步回升,2016年出生人口最高回升至1786万人,但2017年出生人口又降至1723万人,2018年更是进一步降至1523万人,竟然再次创出半个世纪以来的出生人口新低。

为此,在2019年年初,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称,中国的出生人口今后继续减少的可能性很大,原因是处于生育适龄期的女性数量正在降低。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推算,预计到2025年,22至31岁女性人数将从2015年的约1.14亿人减少至7100万人,减少近4成。随着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人口陆续退休并步入老年人行列,60年代出生人口也将不断成为老年人。中国的60年代出生人口达到2.1亿人以上,比50年代出生人口多6000万人,如果60年代出生人口开始退休,中国老年人口将迎来激增。因此,中国“少子老龄化”加速超过日本的可能性很大。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从“十二五”规划开始全面布局发展养老服务业,“十三五”规划更是全方位开放养老服务业,并进一步加快了发展步伐,尤其是加大了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业的力度,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正在搭建之中。然而,从养老服务质量及供求缺口来看,问题与困难均不容小视。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规划》提出了五大工作任务,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夯实应对人口老年化的社会财富储备:“通过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通过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优化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稳步增加养老财富储备。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水平。”中央政府文件首次提出“养老财富储备”的专用概念,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策信号。

何为养老财富储备?一般地,养老财富储备也称养老金储备。我国养老财富储备主要由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提供并形成的:第一支柱是国家责任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储备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主权养老基金);第二支柱是雇主责任下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储备;第三支柱是家庭责任下的个人养老金储备。OECD将第一支柱的养老金称为“公共养老金”,将第二、三支柱养老金合称为“私人养老金”。

尽管明年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水平还较低,而养老财富储备明显不足。截至2018年底,14亿中国人拥有私人养老金储备约为1.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不足1.5%,而3亿美国人却拥有高达28万亿美元的私人养老金储备规模,占GDP的比重超过140%;就连作为人口小国的新加坡、韩国、以色列、瑞士、瑞典,其私人养老金储备规模也超过了14亿人口的中国;甚至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智利、南非,其私人养老金储备也超过了我国。

目前,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公共养老金)“一支独大”,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覆盖面窄、规模狭小,而且扩面困难,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刚刚起步,基本上算是空白。面对人口老龄化,我们的短板或弱项,就是第二、三支柱的私人养老金发展严重滞后,必须尽快将我国14亿人口的私人养老金做实、做大、做强。

众所周知,美国家庭不炒股、不囤房,甚至存款也不多,但美国3亿人却拥有28万亿美元的私人养老金储备,此外,在他们的家庭资产中还直接持有大量公募基金。由于大量私人养老金又直接持有公募基金接近10万亿美元,因此,私人养老金和公募基金共同构成了美国股市最重要的两大机构投资者,而且是长期机构投资者,进而支撑了美国股市的“慢牛”、“长牛”格局,与此同时,美国股市也为美国养老金保值、家庭理财增值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市场保障。这是一个互利双赢的结果。

与美国情形不同,中国企业年金发展严重滞后,这极大地影响了第二支柱的私人养老金储备。此外,我国在解决温饱之后,家庭理财尚未上升到养老财富储备高度,其主要特征至少有三个:第一,我国家庭资产配置单一,比方说,要么存款,要么炒股,要么囤房,缺乏分散投资、组合投资意识;第二,我国家庭理财偏好短炒、赚快钱,希望一夜暴富,急功近利;第三,家庭理财缺乏养老储蓄与养老投资的意识,国民养老财富储备严重不足。

与此相对应,各类金融机构为了迎合家庭理财“短炒、赚快钱”的需要,它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短炒类”资管产品和理财产品,这更进一步强化了家庭理财的短期性与投机性特质。私人养老金储备规模狭小,以及“短炒、赚快钱”的家庭理财模式,这是导致我国资本市场长期资金匮乏的重要原因,进而形成了A股特有的“散户市”结构。

明年我们即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稳定增加国民养老财富储备的重大工作安排,一方面要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养老金储备规模;另一方面,金融机构有义务和责任引导家庭理财观从短炒、赚快钱向养老储蓄和养老投资的大方向转型升级。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做实、做大、做强国民养老财富储备。足够的养老财富储备,既有利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又能为我国资本市场提供庞大的长期资金支持。这将是一举两得的重大政策创新与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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